“打起鼓呀敲起锣，咱们大家齐唱胜利歌，胜利歌儿年年有，年年有，今年倒比往年多……”当96岁的尉友贤唱起这支京郊流传的民歌《齐唱胜利歌》，8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在老人眼前一幕幕闪现，亲人被杀害的痛，对鬼子切齿的恨，战斗的激情和胜利的喜悦，万般滋味一齐涌上心头。
1938年的秋天，平谷县李辛庄的土路上，尉友贤和小伙伴们背着书包往北寺小学走去。空中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，3架日军飞机从他们头顶掠过，孩子们慌忙趴倒在地。“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飞机，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日本鬼子离我那么近。”
尉友贤的大哥是村里的干部，经常接待途经的八路军部队。这些军人住在村民家中时会支付粮票，老乡们则主动腾出正房给战士们居住。尉友贤记得有一位八路军战士曾操着外地口音问村民：“老乡，当兵不当？”这句话，成为他抗战记忆的开端。
“在我大哥的影响下，我加入了儿童团，带领全村20多个孩子协助抗日工作。”13岁的尉友贤被推举为团长。儿童团没有枪，没有弹，平时主要负责为八路军送信和带路。如果赶上夜里送信，就是一个小孩和一个大人去送；要是白天，就是两个小孩一起去送。村公所距离日军常走的东大街仅15米，他们的工作时刻充满危险。
1942年深秋的一个夜里，尉友贤与民兵中队长在村公所值守时，发现日军队伍正从街上经过。两人屏息躲在暗处，等日军主力通过后，意外截获两名驮夫，两头毛驴背上的麻袋里装着三百件日军毛衣。他们连夜将物资转移到河套边，次日上报组织。“那次其实很危险，我俩都没有枪，我还是个孩子，前边的日本兵刚走出没多远，后边的日本兵随时有可能跟上来，多亏那位中队长勇敢。”这次经历让少年尉友贤深刻认识到，即便没有武器，智慧和勇气同样能够打击敌人。
尉友贤告诉记者，当年儿童团送的急信确实会插上鸡毛，就是大家常说的“鸡毛信”，他虽然没有送过鸡毛信，也并不知道信件的内容，但他明白每封信都关乎战局，都能帮助八路军打鬼子。所以，每次送信他和小伙伴们都不惧危险，爬沟过坎，甚至穿越战场，将信件送达前线部队。
1943年，日军频繁“圈庄”烧杀抢掠，尉友贤全家被迫在外躲避。他白天在府君庙帮老师代课，夜晚与几个大一点儿的孩子睡在拼起的课桌上。一次日军“扫荡”过后村里传来噩耗，日本兵杀了好几位村民。其中一名村民被日军发现藏身白薯井，敌人向井中投入柴草点火，村民被活活烧死。
最惨痛的记忆发生在1944年。尉友贤的父亲为守护埋在坟地里的粮食，白天在地里看守，途经的日军朝他开了枪。当尉友贤和妈妈赶来时，只见庄稼地里都是挣扎的痕迹，“哪儿哪儿都是血，我爹肯定是疼得受不了了……”这一幕，成为少年心中永远的伤痕，也更坚定了他打鬼子的决心。
1944年冬，在平谷的日军已成强弩之末。一次和敌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，八路军需要一名向导带路在村外设伏，尉友贤主动请缨。他带领部队隐蔽在河套坎子间，当日军进入射程时，伏击战正式打响。持续数小时的战斗中，尉友贤冒着枪林弹雨，始终跟随部队共进退，天黑后，他引导八路军占领制高点，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。
次日清理战场时，发现了30多具日伪军尸体。愤怒的村民将日军尸体衣物剥光，但是八路军劝阻了村民，动员大家用破布包裹尸体送回县城。这么可恶的敌人，喂狗喂狼都应该，干啥还要送回去？！大家想不通。“但是八路军同志跟我们讲，咱们打鬼子，不是为了打几个日本人，是为了消灭侵略者的士气。”最后，那些日军的尸体都被运到县城北门外，一具一具摞起来，尸体上还插了一封八路军给日军的信。
尉友贤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，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自己的狂喜：“大家跳起来喊，日本投降了，小鬼子完蛋了！”这时，16岁的尉友贤已经正式参加革命，儿童团这群农家少年，他们穿梭在青纱帐里的瘦小身影，成为抗战史诗中动人的一幕——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但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民族存亡的重任，让人们看到艰难岁月里中国孩子的坚毅与勇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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